第一零七章 杀父之仇(1 / 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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奇怪的是,轩军回国之后,关卓凡反倒一度放松了情治工作的力度——刚开始的时候,连他自己都没有明确的意识到这一点。

不能简单地说关卓凡不重视情报工作——哪能转变得这么突然呢?

比如,轩军入鲁剿捻的时候,关卓凡大打“军民鱼水情”的牌,严明军纪,厉禁淫掠,还送了一万五千套棉衣给当地的老百姓,就是为了争取民心,套取情报。这一招很灵光,老百姓不但不再通捻,还积极为官军通风报信,极大地改变了以前剿捻,“官军耳目闭塞,捻子消息灵通”的被动局面。

在轩军已经中了赖汶光调虎离山之计的情况下,当地圩寨飞马给官军传递消息,华尔得以及时变更部署,堵住了任柱的马队渡小清河北窜之路,为歼灭这支东捻最具战力的部队,打下了不移之基。

剿捻的情报工作,关卓凡走的是一条“到群众中去”、“和老百姓打成一片”的tg之路。其实,在美国的时候,关卓凡抓情报工作,隐隐然玩的也是这一套。这实在是关卓凡在tg治下出生、长大,打小就对此印象深刻,亦颇有所悟的缘故。

这当然是正办。但是,这条路子也有其局限性。主要是老百姓只能接触到自己周边的、社会底层的事务,而情报工作的对象,可不仅仅在市井阛阓之中。关卓凡的对头,更多在高墙朱门之后。

最关键的是,关卓凡并没有在和平时期建立独立高效特务情报机构的明确意识——因为刚开始的时候,他没有感觉到有这种需要。

因此。大规模的征伐告一段落,战争对情报工作的迫切需求暂时消失,轩军的情治系统的的建设,便很自然地放缓甚至停滞了下来。

缺乏“制度土壤”也算原因之一。

清朝没有前明的锦衣卫、东厂、西厂之类的特务机构,政府既没有刺探阴私隐秘的意识和兴趣。也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。从好的方面说,这是政治清明的表现;不过,另一方面,因为缺乏相关传统,处理相关信息的能力,会受到一定影响;对于信息变化的敏感度。也会比较的弱。

轩军毕竟是从这个“制度土壤”中长出来的。传统的军事行动,只有“哨探”的做法,没有完整、系统的情报搜集、储备、整理、分析、判断的概念,关卓凡再怎么开穿越金手指,也不能不受到主客观条件的相当的制约。

《孙子兵法》中。倒有所谓“五间”之说——“乡间”、“内间”、“反间”、“生间”、“死间”。

“乡间”,是用敌方乡人做间谍;“内间”,用敌方员吏做间谍;“反间”,使敌方间谍为我所用;“生间”,就是刺探敌情后顺利生还;“死间”,用潜入敌方的我方间谍传递假情报,使敌受骗——事后,我方间谍不免身份暴露。被敌处死,乃谓之“死间”。

这“五间”,说的头头是道。只是大伙儿学以致用的时候,大多零打碎敲;建立一个独立的机构,完整系统地实施“五间”的,少之又少。

安德海一案,关卓凡猛然惊醒于自己的“短板”——若论情治资源之丰,自己何止千百倍于那个死太监?怎么会如此后知后觉。落了个死太监的后手?

懵懵懂懂地,几为阉人所算——耻辱啊。耻辱!

资源虽丰,运用不善。这不是“志得意满”、“疏忽大意”就能够交代过去的。

情报的作用,不是为了被动应变,而是在经年累月获取大量资料的前提下,整理、分析、判断,找出真正有价值的部分,“预见机兆”,制敌于先。自己没办法躲到阴影里,就得把敌人拉到聚光灯下,不错眼地盯着,一举一动,尽在掌握。

敌人若有异动,我即先发制人。

痛定思痛,关卓凡决心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、直接对自己负责的情报机构。

在架构上,这个部门应该纳入“军事委员会”系统,则对“委员长”本人直接负责,便是天经地义的了。

叫什么名字呢?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”?呃,恶趣味过甚了。

最后定为“军事委员会调查联络处”,正团级。

出任“军事委员会调查联络处”处长的,是个和关卓凡同岁的年轻人,名字叫做陈亦诚。

有趣的是,“亦诚”这个名字,是关卓凡替他取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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